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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道炯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，中国能源安全问题专家。我们的谈话从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的中信泰富西澳SINO铁矿项目展开。这一项目的投产日期拖延了3年，建设成本远远高出预期。由于错过了铁矿石的价格高峰，未来还面临收益的不确定性。查道炯说，中国在澳投资项目遇到困难，一个重要原因是项目预研不充分：“国内在审批对外投资时，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做‘尽职调查’。‘尽职调查’原本是一个英文的法律概念，叫‘due diligence’。我觉得这个词的中文翻译还应好好研究。因为中文的‘尽职’与‘due diligence’相差太远。所谓‘尽职’，可能是原本我所熟悉的规定，我做了，就尽到了职责。但‘due diligence’指的不是这样。它指的是要把市场吃透，摸透。即便是澳洲人自己采矿，也没有说不用两年甚至三年时间去做‘due diligence’。而我听到最多的反应，就是中资的决策没有把‘due diligence’做好。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要求。”
很多中资企业在来到澳洲以后才发现，应对本地社会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土著人权利，以及劳工法规等所花费的成本，远超出他们的想象，这还不包括两国投资政策方面的差别。正因如此，一些投资项目不得不一再追加资金，甚至由于配套设施缺位而停工，例如中钢在西澳威尔德山脉的铁矿项目。
查道炯进一步指出，目前在国内很流行一种说法，即所谓通过投资、控股海外矿业企业，以图影响国际市场矿产品贸易价格，但这个逻辑是站不住脚的：“通过投资，通过扩大产能，或是通过控制一部分产能，以图影响贸易价格——这次来通过不同的角度了解，这个逻辑是完全错误的。这是因为第一，全球矿业有几百年的历史；第二，在这个历史下，真正起作用的不是生产环节，而是资金控制。你拿个百亿、千亿、万亿，在全球的矿业或是涉及矿业的资本盘子里面，还只是很小的份额。”
正因如此，查道炯认为，中国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，首先应保证资金安全和赢利前景；与此同时，从注重融资环节的控制权转向注重争取产品的出口优先权：“我们是需要矿石的。矿石除了价格以外，还有供应来源的稳定性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在一个项目的融资环节去寻求控股——我作为学者来看，中国企业已经交了足够的学费，不要再去寻求控股。但是，如果一个项目的矿石，其品质是我们所需要的，是有保障的，那么应该在它的出口环节，也就是出口优先权上，多下些功夫。”
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，投资环境稳定，其矿产主要由国际矿业巨头和本地矿企掌握。从政治层面看，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投资表示欢迎。但由于本地法律规定和文化历史的特殊性，中资企业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操作模式并不适用于澳大利亚；而且，不应低估中资企业适应本地投资环境特殊性的困难。正因如此，查道炯认为，中资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应慎之又慎：“慎之又慎。真琢磨清楚了，你才有能力驾驭这个复杂的环境，再来投资”。
来源:国际在线
